万国博览会

许多年之后，面对一颗蔚蓝色星球，诺亚将会想起由于一件极小概率事件而令他登上大船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啊！真的是只有哺乳类动物才能完成的奇迹啊！”

那时全世界五大类脊椎动物的四万名代表齐聚雅鲁藏布江上游河口，面对由各国哺乳类精英共同协作完成的大坝工程，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如一头印度大象所预测的那样，在2012年12月21日那天，所有动物们脚下的大地，头顶的天空，以及身边的海洋和森林——简单说吧，就是动物已知的全部世界（而不是已知的全部动物世界）——都将灭亡。

四万名动物代表就是为了那件事而走到一起，开会了。

——只不过时间有所提前，倒不是因为大坝工程出了问题，而是一位杰出的动物代表突然想到，“是不是应该带几个人类上船？”

哦！物种平衡问题！四万名代表火速展开了论证程序。他们首先证实，无论方舟1号还是7号，当然还有2号到6号，都有堪称充足的剩余空间，因为科学家们在建造当初就着力体现了种族平等，把老鼠的逃生舱和大象的逃生舱设计成一样大小。这说明很多人类都可以塞进老鼠的逃生舱而不必增加单独的围栏圈。

这时汤姆和杰瑞，主要是杰瑞，作为美国的动物代表，发言了。

“我们拒绝这样的提议！”

“理由是？”

“嗯……啊……”汤姆和杰瑞迅速开了一个小会。

“理由是这样不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全世界有60亿人口！而我和汤姆以及我们所有亲戚的房间加起来也顶多能装下60个人！”

“嗯，有道理……”

“所以我们提议卖票！”

“卖票？”

“对，把机会让给有准备的人！比如说吧，谁能拿出10万吨奶酪，我们就给谁一张票……”

不出意外，这样突破动物道德底线的提议遭到了所有代表的反对。倒不是反对它的概念，而是反对它的内容。

“得了杰瑞！就因为你爱吃奶酪所以这么卖票？！我不同意，我认为谁能拿出10万只香蕉谁就能拿到一张票！”

“反对！我提议十万吨干草！”

“反对！草莓！”

“反对！苹果！”

“反对！西瓜！”

争论就这样没完没了的进行了一个礼拜，险些因为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之间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酿而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后还是来自中国的睿智代表大熊猫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大熊猫说话也像打滚一样慢腾腾——“应该，尊重，老祖宗，的传统。几千年前，上帝，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这说明，方舟，上的人类，的数量，应该，是一个人，和他全家……”

“你妈逼啊大熊猫，磨磨叽叽，到底几个人啊？！”

“一个人，和他全家……”

“到底几个人？！”

“一个人，和……”

唉，可惜没等他说完，大熊猫就被拖出会议室扔进了雅鲁藏布江。这个故事再次告诉我们，读书要求甚解，《圣经》上说的很清楚，上帝选中的诺亚一家包括：诺亚夫妇、三个儿子及其媳归，也就是8个人。可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因为动物代表们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一男，一女，将作为人类代表登船。”

“Hear Hear！”动物代表们欢呼雀跃，但是又很快安静下来。

“这一男一女，怎么选呢？”

是啊，怎么选呢？从基因上判断吗？这太荒谬了，谁都知道人类基因是所有生物中最低等的，他们到现在还分不清黑猩猩和大猩猩。

那么从地域着手呢？比如住在二环以外的人都不考虑？恐怕不妥，这是血统论、出身论，是要被先进动物打到的！（但也有代表提出了反对意见，“拜托，在这个问题上要讲平等吗？那我倒要问问，为什么动物界中的38个门，只有我们脊索动物门能成为登上大船的幸运者呢？就因为其他37个门都是“虫”吗？他们可占了动物界的95%以上呢！”）

就在这里，在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上，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出现了。

“我提议，”作为新世纪动物领袖的非洲代表长颈鹿说，“拍摄一部电影，就由我们最擅长摧毁白宫的德国佬罗兰艾莫里奇执导，以我们震撼绝伦的逃亡计划为故事原型，把主人公变成愚蠢的人类，但在其中加入这样一个镜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吊着长颈鹿、犀牛、大象等擅长表演悲壮的动物代表，飞越末日将近的喜马拉雅山，凡是看这个镜头掉眼泪的，都将证明自己是动物的朋友，他们将无偿获得登上大船的门票一张！”

就这样，在一场席卷全球的动物阴谋中，在无数黑暗的电影院中，一个不断擦眼睛的小男孩诺亚被选中了。他被低调而华丽地带上了方舟1号，并眼看着脚下的喜马拉雅山脉隆隆作响地远离大船。通过身边动物们的交谈，他知道大船正在飞往月球。多年来随各国宇航员飞往太空的猴子们建立的秘密基地终于派上了用场。

原来电影中的大船是场骗局。真正的大船是宇宙大飞船。

不过没关系，得意的动物们同样不知道，人类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秘密迁移到火星，如今剩下的，只是高度仿真的机器人而已。

我有个朋友，由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他开始认为自己是真的，钟馗。

他是警察，很有名的警察。有一次他指给我看：“这面墙上全是我。”确实，墙上贴满报纸，每张报纸上都有他的照片——人群中一张冤屈的脸。

“可惜都是你被打。”

“有一天一定是我打别人。”

朋友说着，眼里闪出泪花。

我理解他的抱负。身为警察，一名身手不凡的警察，不但不能伸张正义，反倒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渣滓，沦为同事痛殴的对象——毒贩、抢劫犯、恐怖分子……简直没有他没扮过的鬼。

对了，他的工作，就是在各种防暴演习中，充当穷凶极恶、嚣张无比、但最终狼狈伏法的匪首。

 

上周，在那场著名的某足球队夺冠大战之前，警察朋友们再次针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骚乱进行了防暴演习。这一次他扮演的是足球流氓。

上阵前他给我打电话：“我梦到伊斯特伍德。”

“谁？”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那会儿是早上六点。

“我梦到，他穿着那身意大利西部片中的经典牛仔装，在一片夕阳西下的荒凉大地上，用铁锹掘着一个长方形的坟墓。身后是长长的地平线。”

“你梦见自己成为伊斯特伍德？”

“不，我梦见自己躺在坟墓里。一边感到沙子砸在脸上，一边听伊斯特伍德说：Drop dead。”

“Drop dead？英文？”

“是的。英文。”

 

一小时后，朋友脸上画着青面獠牙的迷彩，手持铁棍（那是真的铁棍）在防暴警察的包围中狼奔豕突，以前所未有之杀气掀翻一个又一个近身的同事，最后被七名警察压倒在地，昂起青筋暴突的脖子大喊“FREEDOM”，入戏之深令一向见惯大场面的记者冷汗直流。

“没出事吧儿？”

“没事儿，这是演习。”

事儿当然出了，至少两个警察被撞断肋骨入院，朋友则真的、真的，再也当不成警察了。

 

而就在他脱下制服的第二天，一个女人敲响了他的家门。

尽管那是他和她的第一次见面，他还是立刻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推理。

“你从局长那来？”

是的，他是警察局局长的老婆。

“你受委屈了。”局长老婆看着满墙的报纸，目光转移到朋友的脸上。

“有件事儿想求你。”

局长老婆掏出一张纸。“帮我查查她是谁。”

他就这样成了私家侦探。

当天晚上，朋友梦到在一间狭小室内，一点阳光透过红色厚重窗帘的缝隙照进来，他和一个女人挥汗如雨地干着。女人骑在他身上疯狂扭动，就在他意识到自己要梦遗的一刻，他突然睁开双眼：糟了！是妖怪！

接下来——仍然是梦——他迅速从床底抽出一柄利锥（在梦中他就知道那是退魔的神器钟馗），狠狠刺入女人的后颈，女人张开血盆大口狂吐蟑螂，然而熊熊烈焰已顺着利锥蹿入女人体内。“砰”一声，女人的身体炸为碎块，喷溅的血花在墙上爆出四个红色大字：浩气凛然。

朋友从噩梦中醒来，按纸条上所写地址来到一处公寓，没等多久就看到局长从楼里走出，点燃一根烟，吞吐着罪恶。几分钟后，一个身着超短裙的女生又蹦跳着下楼，手里玩着iPhone。

朋友当即眼前一黑，那是他的妹妹。

“妈的，iPhone，我每月给她上学的零花，全部用来买iPhone？”

从那天起，朋友决定当起真正的钟馗。这世界上的好多妖怪，他都要名正言顺的斩除。

老实说，我坚持认为，考察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趁他（她）过马路之机，安排一辆车从斜刺里飞出，将其撞向遥远的天空，然后看他（她）撒在地上的都是什么东西。

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肯定，没什么好说的——手机，钥匙，钱包，卡片，证件……女性的话还包括一些救援工具。然后呢？没有了。

零。普普通通。乏味至极。

而我，我一直在为这场有可能突如其来的检验做准备。

“哦，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啊。”

“啊，真了不起。”

躺在地上的我需要这样的评语。

因此我每天无论去哪，无论如何都要在包里或手上，塞一本书。

试想我过马路的时候正捧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砰”的一声一辆车把我撞飞了，“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的书正好翻到安娜走向铁轨那一页，“刷刷刷”的内心独白开始在风中翻过，这结局该多么令人艳羡！

也因此，我总是谨慎挑选随身携带的书。最好是带点忧郁色彩的世界名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必须是全集，不能给后人留下“他原来是看这个版本”的笑柄），或者《浮士德》（哦！那魔鬼！那第一次见识世界就是在酒吧的博士！），或者《追忆似水年华》（可怜人，他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刻一定在想着玛德林小蛋糕！）。有些书我虽然看但绝不拿到外面——就像那些躲在厕所里看《基督山伯爵》的二流子法国文学系学生——比如《追风筝的人》，这种不亚于琼瑶、亦舒的三流滥情读物，我提到它都是一种耻辱，更别提让它伴随我穿越拷问灵魂的车河。

现在我手边放着一本茨维塔耶娃的书信集，感到有点悲伤。她的诗集我买不到，就算买到了也未必能在正确的时刻撞到正确的车。

一本本书读过了，人们还是那么遵守规则。

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篇报道，说外国流行一种“人类图书馆”，图书馆里没有书，只有人。读者只需走到他（她）感兴趣的人面前，说“我想借你看看”，那个人就会坐下来，跟他（她）讲，我啊，是这样这样的。你想让我从a讲起吗？好，我从a讲起。

我想过好多次，如果我在那座图书馆里，可能会位于常年无人问津的顶层阁楼，我楼下是名仕淑女馆、至in潮人馆。跟我做伴的只有一个姑娘，她由于翻来覆去只会讲“从前有只小兔子，因为它的尾巴很短，所以我们的故事也结束了”而在那里罚站。

要是我没困的话，我们的故事还能再长一点。但由于我现在真的困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为了那个最终的时刻，你应该时刻准备一本配得上自己的书。如果实在找不到那本书，你就努力向别人推销自己，让他们翻上一页，或者两页，不管那上面有多少人的指纹。

你们不会相信，我第一次刮开一张中奖发票，是在这样一个情境：

那天是周日。女友抛弃我去KTV唱歌，从离家前说好的两个小时到唱歌中途借着嘈杂的背景音告诉我“晚饭也要在外面吃哦”。放下电话我努力打一款游戏扮演忍者消灭僵尸，这时一个陌生号码打进，以理直气壮的口吻质问我为什么忽略他，原来是又一个不知从哪打探到消息的下三滥记者要混进下周才办的一个活动。我嗯嗯啊啊应付他过去之后，同样一组陌生号码竟然又打进来，我抓起电话接听，对方却一声不吭，只听见一些遥远微弱的诸如“选这个干嘛”、“再接着看看”之类的男女对白，原来是那位下三滥记者在跟女友逛街购物，不知怎的令手机持续按下拨打键。从此开始了这一切事件的序幕——那一整个下午，下三滥记者的手机像偏执狂一般以每秒震颤一次的频率追杀着我，我按下拒绝，它继续响，我按下接听，它又重复那遥远微弱的男女对白。我不敢关机，因为患有狂躁症的单位领导在那不到一秒钟的间歇会打进一个又一个自言自语式布置工作的电话。

于是我扔下手机，一个人跑到家对面的牛肉面馆，开始了灾难性的晚餐。

事后我跟很多人说过，那顿晚餐之前，我真的从来没有刮开过发票。但我知道，一个人无论多倒霉，刮开发票都会看见——且仅会看见——“谢谢您”这三个字。

而在刮开“那张”发票的一刹那，我全身的血涌了上来。

那上面写着：“为什么不带手机”。

我几乎不记得整个过程持续了多久，一分钟亦或一小时？我只记得，那家牛肉面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地上一片狼藉，黑色西装敞开露出凌乱内衣的领班大姐被几个戴围裙的大厨拉着，我在另一群小妹的拖拽下破口大骂尖叫着要和她出去单挑，直到那个开发票的小妹突破重围塞到我手里一张上面写着“谢谢您”的发票……

然而如你们所知，那只是一系列无可挽回的事件的开端。

从那之后，无论我走到哪，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刮开发票，就会看到各种各样匪夷所思荒诞离奇且似乎专门指向我的文字。“傻瓜”、“白痴”、“没用的”、“你做梦”、“别白费力气了”……起初我把这些超现实遭遇讲给人渣朋友们听，没有一个人信，直到他们和我坐在一起，同样开来两张发票，一人一张，结果无一例外，他们刮开的永远是“谢谢您”，而我刮开的一定是：“好玩哦”、“选那张就好了”、“再来嘛”……

我去警察局报案，结果条子们一听我开口说“我这儿有一些发票”就要动手打我。接下去我找过真正开发票的，就是那种在墙壁井盖广告牌上写“发票139XXXXXXXX”的专业人士，问他们这算不算错币升值而且为什么好像有人暗中监视我还算好了我每一步会去哪并且以那么不可思议的手法跟我单线联系，结果专业人士非常无情地说：“我只开发票，不做心理医生。”

我去找心理医生，试着回忆我短暂的30年生命中有没有以同等变态的手法得罪过什么人，结果想起我曾经执着的每天早上在一位暗恋的女生桌子上放一枚苹果，但并未贴有“你今天好美”那样的纸条……

“你该试着找出对方想跟你说什么。”心理医生这样讲。于是我努力积攒发票，终于在凌乱的呓语中拼凑出一句“明天上午来望京桥西北角的九朝会”。

那天我真的早早来到九朝会，结果就在门口，看到我的女友和另一个开宝马的家伙拥吻在一起。

你不会相信，当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冲上去和宝马单挑，而是冲回家把整整两箱的发票贴上墙。一定是哪弄错了！那一刻我以《美丽心灵》中天才数学家纳什的头脑盯准发票墙，镜头360度旋转，我站在原地看那墙上以白光凸起的关键字——“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干了，什么”。

还是“你知道我去年夏天为了什么干那件事”？

他妈的，换作是你，你会不会崩溃？换作是你，每一张发票都好像哥谭上空打出的蝙蝠侠大灯，召唤暗夜骑士一般告诉你“又来了”，你会不会崩溃？到底是什么样无孔不入无所不能超越CIA、FBI、克格勃、军情六处、黑超特警组的组织，积下深仇大恨要跟你开这样的玩笑？

总之我毫不后悔烧掉我家的房子、饭馆、商店、印刷厂、政府大楼以及有发票的一切。叫我纵火犯也好，恶魔也好，无论把我关在哪里，真相都不会改变——给我一张发票让我刮，答案一定吓死你。

是，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只有一个地方寂静。